研究方法的真正價值在於助推知識創新。進一步強調田野調查的知識建構功能，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途徑。在這一背景下，圍繞田野調查的方法論反思也日益深入，其主線就在於如何提升田野調查的方法自覺意識，從而超越田野個案、實現理論創新、構建知識體系。

田野調查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在社會快速變化與深度轉型期，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已採用這一方法，對諸多主題、從不同側面進行了數量宏大、類型豐富的調查研究，為知識創新積累了翔實可靠的原始資料。如果說田野調查得到的各種“故事”是學術研究的燃料，那麼，研究者本人的理論思考則是點燃這堆燃料的火花。不超越“講故事”這一門檻，不能從獨特個案中挖掘普遍知識、進行學理建構，就不能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理論飛躍，從而呈現出思維火花的最美姿態。即便這些資料本身已足夠因其生動性和新穎性而吸引他人，如若研究者自身不能從細節中抽離，甘於滿足讀者的“獵奇”心態，僅止於講故事而未能進行系統性的學理闡發，就易陷入此前一些批評者所指出的“擅長細節深描，拙於理論提升”的窠臼。

更重要的是，一旦研究者沉浸於個案細節，卻未能與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理論展開有效對話，從而更新人們對特定現象的理論認識，那就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初心與使命。研究者對社會事實的任何觀察與描述，實質上都包含特定的認知建構過程，其根本目標在於揭示超越具體事實本身的更廣泛和普遍的關聯性。

這是研究者與普通觀察者在看待社會現象時的本質區別：前者總是在從事一種具有職業使命感的智識活動，其目的不在於以無損的鏡面復現社會中生成的各類現象，也不在於對這些現象做出某種情緒化的感嘆，而在於通過特定的理論鏡像，去洞察和把握繁雜現象之中蘊藏的某種規律特征和價值內涵，並依據這種抽象把握得到的確定性知識來指導未來的實踐。

國內諸多研究者已明確意識到田野調查研究存在的這一弊端。為此，他們從方法論層面明確指出，案例研究的目標不應止於經驗描述，而應重在“從故事到知識”，研究者應在描述社會現象的基礎上進行系統化的梳理，在與既有理論和成說進行比較和對話的基礎上，力爭提出新見解、提煉新概念、創造新理論，從而實現一個真正源於田野、高於田野，並最終回歸田野的知識演進過程。

在這方面，費孝通等前輩為我們樹立了杰出的榜樣。如他的“差序格局”“禮治秩序”“心態秩序”等概念，正是在對近代以來鄉土中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進行深入、系統的田野調查基礎上，通過嚴謹的理論思考並以生動自然的語言提煉出來的，至今仍啟發著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基於這些概念對各類新現象進行理論解釋，體現出原創概念的持久生命力。

近年來，社會科學界涌現出“將心比心”“家國同構”“‘家’作為方法”等原創性提法，充分反映了新一代研究者不斷萌發的方法論自覺意識。這正是對中國田野調查研究中既有優良傳統的傳承與發揚。這種立場還需要得到更為堅決和全面的貫徹。此外，還需以更為開放包容的姿態，在堅持主體性的基礎上，與國外相關知識與理論平等對話，用田野調查獲得的豐富案例講好中國道理的獨到一面，最終形成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國特色的學術范式。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各類具有獨特性和獨創性的創新性實踐，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最為鮮活、最為生動的實踐素材。隻有以更高強度的方法自覺意識對本土素材、原創經驗、獨特現象進行創造性、系統性的學理加工，才能最終形成既能解釋中國社會、又能與世界對話的理論知識。這一過程不僅依賴學者個體的持續努力，更需要學術共同體的系統支持，從而使田野調查研究更好地助力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呂小康，系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項目團隊：記者 馬姍姍、王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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