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金鉉哲在“慶祝中韓建交30周年——品讀中國”座談會上發表演講。 　　受訪者供圖

　　金鉉哲是韓國中文教育的核心推動者。1963年出生的他，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接觸中文，之后在韓國延世大學中文系取得了文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金鉉哲主要從事現代漢語語法、語法教學、對外中文教學與教學策略、中韓對比語言學的研究，在延世大學任中文系教授、研究生院院長、中國研究院院長、孔子學院韓方院長，同時擔任韓國中文教育研究會會長、韓國中語中文學會會長、韓國中國語教育學會顧問、韓國孔子學院聯席會會長等多個職務。

　　2024年世界中文大會上，金鉉哲獲頒“孔院之光”致謝銘牌。

　　

　　緣起

　　記者：在您青少年時期剛開始接觸中文的時候，韓國社會上的中文學習資源多嗎？

　　金鉉哲：在我小時候，我家周圍生活著很多華僑，他們開了很多中國餐廳，我經常去吃炸醬面。我喜歡看中國香港電影和《三國演義》之類的小說，當然是韓文版的。

　　就這樣，我逐漸了解了許多中國文化歷史，還發現韓中兩國的民俗文化差不多，飲食習慣也有相近之處。這些經歷對我入門中文很有幫助。

　　但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人學習中文的熱度還不是很高。從90年代開始，特別是韓中建交后，一些中小學開始開設中文課、組織相關活動。在此之前，韓國隻有華僑中學才有中文課程。

　　記者：對外國人來說，中文聲調是一個難點。對此您建議中文學習者“多模仿、多說，先開口再理解”，通過“像唱歌、像小孩子學習媽媽嘴型動作一樣不斷模仿、大聲跟著讀”。請問在您個人學中文初期，模仿跟讀的對象是什麼？

　　金鉉哲：1982年，我進入延世大學中文專業，正式開始學習這門語言。那時候我經常收聽廣播，聽了很多電視劇台詞、歌曲和訪談節目。且延世大學中央圖書館在韓國最早設立了音樂圖書室，那裡的機器支持調快或調慢錄音速度，是很好的練習中文聽力的工具。1992年起，我開始收聽CCTV4頻道和香港鳳凰台的電視節目，遇到聽不懂的地方，我會重新播放並把那段錄下來，然后問問中國人是什麼意思。

　　記者：在中國文化歷史和文學作品方面，您有沒有特別感興趣的板塊？

　　金鉉哲：我小時候喜歡看《三國演義》，上大學經常讀《紅樓夢》。后來學習了《詩經》、唐詩、宋詞等，更加關注中文的韻律。讀了陶淵明、韓愈、李白的詩，以及魯迅、朱自清、老舍、巴金等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對中國文化、歷史和文學的興趣更加濃厚了。

　　記得學《詩經》的時候，我背誦了很多篇目，經常在校園裡邊走邊默背《關雎》，因為我覺得它的韻律和內容都很有意思。而且我對訓詁學、對唐宋時期的古文以及更早之前的《尚書》《史記》等書中的單字活用現象很感興趣，所以碩士論文寫了《尚書虛辭研究》。此外，閱讀《尚書》和《戰國策》也讓我收獲了不少感悟和智慧。

　　記者：在逐漸深入中文的不同階段，您對這門語言的理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金鉉哲：我的碩士專業是古代漢語，博士是現代漢語。通過學習和研究，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文自身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漢字這個媒介一直延續著命脈，所以我們今天使用的中文才能站穩腳跟。

　　我的學術論文主要是對中文做本體研究，涉及各種語法變化，產生了很多漢字科學方面的想法。但我參與的社會活動主要集中在國際中文教育方面。這是源於我以前曾經參與制作韓中日三國共同文字和詞匯集，當時觸動很深，感覺國際上的外語教育意義重大。

　　沉潛

　　記者：中國知網上能夠查到您辨析“去”和“走”、“就”和“才”、“過”和“了”用法的論文。中文語法為何這麼吸引您？

　　金鉉哲：研究語法，是因為我認為語言是活生生的，不斷發生新的變化、充滿活力地發展著，所以魅力無窮。

　　比如，古代漢語以單音節為主，到了近代逐漸雙音節化，更加豐富的詞匯有助於更清晰地表達，實現說話目的。

　　再比如，2003年，應中國教育部邀請，我作為訪問學者在北京大學停留了2個月，收集並研究了各種語法破壞現象，比如廣告牌和歌詞等。現在在中國、韓國等地，網絡尤其是社交媒體上也不斷出現語法破壞現象。這些現象為語法研究提供了創新課題。

　　其實在類型學上，韓語和中文是差異很大的語言。中文虛詞的各種用法和功能讓我感到非常好奇，特別是有些詞語在兩種語言中意思相近，但是用法和功能完全不同，這一點非常有趣。另外，古代漢語非常簡潔，每一個字都有著豐富的意義和功能，在這方面開展研究有助於理解和分析中式思維體系。

　　記者：您長期聚焦中韓文化共通性研究，能不能通俗地闡釋一下文化共通性和語言傳播之間的關系？

　　金鉉哲：在我看來，所謂國際化，不是所有人都通過學習英語相互交流，而是各自傳播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因為兩種語言和文化交叉會產生協同效應，互相模仿和偶像化，最終發生融合，即產生跨界現象。這樣一來，人們自然就能找到語言文化的共性，從而彼此理解、深化交往，不理解和誤解等現象也就少了。

　　記者：近年興起的中國網絡流行語中，有些詞匯曇花一現、火熱一時，也有些詞匯憑借社會穿透力和語義適配性，融入主流話語與公共表達，比如：點贊、正能量、佛系、躺平、吃瓜……此外還有一些既有詞語的含義在變得更加豐富，例如“煙火氣”“鬆弛感”“硬控”。對此您怎麼看？

　　金鉉哲：首先，這類現象再次印証了語言是會與時俱進的。網絡新詞之所以會被發明出來，而且流傳度很高，往往是因為反映了時下社會生活中的新現象，或是生動地描述了一段時期內人們的普遍心態。比如韓國網絡上近年來也出現了“被自殺”“超齡”等新興表達。這些詞語，在提升一門語言的詞匯豐富度、語言活力和文化傳播效能方面，都有積極作用。

　　但是，如果新造詞語層出不窮，中文詞匯量不斷膨脹，一方面容易造成代溝，另一方面會給非母語者帶來麻煩。所以新詞還是應該得到研究和控制。不過，我觀察到大多數網絡新詞的生命其實隻有兩年左右，之后會失去熱度，自行消失，然后又有其他新詞冒出來。

　　傳薪

　　記者：您在延世大學中文系主要教授哪幾門課程？

　　金鉉哲：在本科課程和研究生課程中，我都專注於教授中文語法，開設中國現代漢語語法理論、對比分析與漢語教學、漢語教材論、中韓對比語法研究、中國現代語法專題討論等課程，兼顧理論性和實用性。

　　從2002年到延世大學任職到現在，我一直堅持用中文講授，指導學生論文時甚至會同時教授繁體字。

　　記者：請介紹一下韓國中文教育的發展趨勢和最新情況，尤其是在教學資源方面。您2008年發表的論文提到了中高級中文教材種類匱乏、韓國本土中文教師存在數量缺口、韓國用人市場在評價中文人才時重証書而輕應用等問題。最近十幾年內，這些問題有何改善？

　　金鉉哲：漢語在韓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自1393年司譯院正式開始教授中文起，中文在韓國一直是一門很重要的外語。首爾大學於1945年、延世大學於1974年設立中文系。韓中建交后，中文學習需求量暴增。那時候中國山東地區的韓國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很多韓國人通過學習中文進入這些企業工作。在“中文熱”巔峰時期，每年大概有150萬名韓國人學習中文。

　　到了今天，韓國依然是全球中文教育十分活躍的國家之一，無論是學習人數，還是教授機構（含公共教育和私立教育）數量，都在全球位居前列。

　　在中文教材開發方面，韓國成果顯著。目前，已開發的教材超過1500種，這個數量全球領先。

　　在教師培養方面，我們走過了從依賴外部支持到立足本土的過程。2006年到2011年間，在中國教育部支持下，韓國漢語教師赴華研修團（由我擔任團長）每年組織教師赴中國的大學培訓。現在，韓國國內也已建立起自己的中文教師培養體系。目前，僅韓國的大學裡的中文相關教授就超過1500人，中小學中文教師也有1500多人，隊伍相當可觀。

　　與此同時，中文人才評價體系也在不斷優化。HSK（漢語水平考試）和BCT（商務漢語考試）等標准化測試的推行，對科學選拔和培養中文人才起到了關鍵作用。在這些考試証書之上，當前韓國中文教育的重點已經從追求人才數量的膨脹，轉向了促進教學質量的提高，這方面的教研工作已經提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

　　此外，學術研究也非常活躍，韓國每年都會有1000多篇中國學相關期刊論文發表。

　　記者：當前，韓國學中文的老年人開始增多。這反映了韓國社會怎樣的變化和需求？

　　金鉉哲：隨著韓國社會進入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的老年人對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的需求增多。這些老人大多經濟寬裕、時間充裕，而且曾經或多或少接觸過漢字。因此他們學習中文並非為了就業或晉升，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文化生活方式。

　　我認為，隨著人口的長壽化，這樣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不過，當前針對老年人的中文教材和教學方法仍不完善，需要我們從現在開始加強研究和開發力度。

　　記者：如何評價韓國孔子學院的建設發展情況？您認為孔子學院應從哪些方面入手提升影響力？

　　金鉉哲：韓國目前穩健運營著24所孔子學院。自2004年全球第一家孔子學院在首爾揭牌成立以來，韓國沒有一所關閉過。

　　我認為這得益於韓中兩國之間深遠的歷史和文化交流。作為非營利機構，孔院的核心任務是開發本地化、高質量的服務，包括開發中文教材和教學方法。

　　這就需要每所孔院都建立一套系統化、高度專業化的中文教育制度。重點在於培養什麼樣的教學人才：他們應該不僅具備專業能力，而且深入了解韓中兩國文化，善於跨文化傳播，同時擁有積極主動的態度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相信，通過持續的交流合作、共同研究與教育資源開發，孔子學院能夠實現更具創意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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